Originally posted by 曼斯谭谭因:

左逼们都说不出这种畜牲语录，你共都不好意思推锅推的这么肆意妄为，就连你匪党的历史文件也都不敢往这话题上多写几个字。
可是做狗的粉蛆战狼却叫的比谁都响。
只能说支那人没一个是无辜的。
当初那批要求改革的支人们打着腊主席的旗子，却死在了天安门的腊像和小平同志的坦克前。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学生工人们才埋进去坟墓里几年，六四屠杀的一切就在你国历史上抹的干干净净，变成了“错误记忆”，支那人又开始了伟大的大遗忘运动。
对那群学生工人的大屠杀仅仅过去的三十余年，支人便忘的一干二净，可以说是奴性刻在骨子里了。在此六四战车节快到之时，我希望小平同志可以显灵将阁下带进你梦寐以求的地下十八层的权贵资本主义特色伟大社会，至于阁下剩下的寿命就全部续命给江蛤蟆算了。

“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中国人，翻过墙来对墙外的事情指手画脚。”😼

毛泽东说军队支左，军队不得干涉革命行动，但是他也管不了广西的事，在武汉被军队保守派搞出了720逼宫，最后不得不牺牲王，关，戚。这也说明了毛并不是你们说的神通广大说一不二，什么事都是他说得算，后期造反派被借机查五一六打压也不是他能管的了的，不管毛怎么样，他把造反的种子埋在了每个人的心里，试问中国历史有谁有这个魄力？

而邓小平在67年被斗怕了，89年看到这些群众组织又怕又来气，一定要坚决镇压。57年反右邓小平是执行层面，政策是无情镇压，66年工作组进学校，邓小平依然是一律镇压，反对我就是反革命，77年对造反派的清洗邓小平比华国锋还厉害，武汉工总和雄师两派被判刑十几年。82年取消四大自由，稳定压倒一切，就是怕自己的地位被群众造反推翻了，于是干脆全部禁止了，到了89年依然是无情镇压，而且还通过军队，典型的法西斯嘴脸。

Originally posted by 男子部石川: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当下正在搜索一些关于文革的资料，但是鄙人能力有限始终有很多东西难以接触甚至了解到，想请问有无关于四人帮的资料，目前我没找到有关具体的，以及很想请教下题主怎么看待王洪文这个人，最近看似乎有一些关于他的引流，我问过一些网左，但对于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如能帮助，不胜感激。

有 可以私聊

Originally posted by 明治十七年的:

毛也好，邓也好，我只是想讲述这些事情的另外一面。刚才我说了，中国的事很有意思，邓几乎给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却仍然说反右是对的；毛几乎把所有的“造反派”都收拾了，却仍然说“造反派”是伟大的。留给邓时代才被清除的“造反派”已经是少数，并且都是以镇压其他“造反派”作为自己的“投名状”才得以留在政治舞台较长时间。熟悉上海“文革”史的人都知道，王洪文在“一月革命”以前的造反中并不是最早的，他后来被选中是因为他逢迎张春桥，镇压了上海其他“造反派”（红革会、上柴联司等）。其实绝大部分“造反派”在毛时期就被镇压了。

你发的秦晖的文章早就看过，他是否定革命的，他文章中也说了，邓把文革描述成老百姓整当官的，造反派整走资派，现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也确实是这样，他最初和叶剑英陈云等人，就是想恢复苏联式的秩序。文革派性太多，造反派组织鱼龙混杂，之间相互斗争也不断，争议的比如上海被工总司镇压的全红总，这是一个要求提高工资和临时工待遇的工人组织，被以经济主义妖风的名义镇压。很多造反派认为自己的坐牢只是官僚集团的报复和阴险，在文革后也是这样，比如武汉工人总部的造反派，他们虽然被整，但是整他们的人主要是旧市委的官僚而不是敌对造反派，这些官僚文革后又和邓小平走到一起开始了贪腐生涯，现在不管什么派性的造反派们至今都痛恨邓小平。

简而言之，文革不是完美的，不是造反派对走资派的全面批斗和打压，期间斗争非常复杂，就像工宣队和红卫兵之间的关系，但是邓小平否定了一切主线意识形态，取消了工人罢工权，搞回了官僚专政并一直发展到今天，这才是需要反对的地方。

Originally posted by 明治十七年的:

而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时代纠正了大量冤假错案，过去主要讲他为受迫害的“走资派”平反，其实，很多在毛泽东时代被镇压的“造反派”也是在邓小平时代获得平反的，尽管邓在理论上把“造反”当作“文革”中最坏的事加以否定。改革初期很多遇难的异端人士不仅被平反，还有被作为烈士褒奖的，他们的背景很不一样。其中张志新是为反对整刘少奇而被杀的，用那时的话说应当属于“保皇派”，但其余多数都属于“文革”时期被当权派镇压的“造反派”。如因编辑造反派的《中学文革报》反对保皇派的“血统论”而遇害的遇罗克、“新生红色政权”镇压造反派时遇害的李九莲、钟海源等。还有那些活着的人：武汉的鲁礼安、湖南的杨曦光（即后来名满天下的杨小凯）、广西的钱文俊等，他们不仅是造反派，而且是造反派中最激进、最反对与“走资派”妥协者，他们都是毛泽东时代坐大牢、邓小平时代获平反的。毛泽东时代各地大抓“五一六”，其实就是对造反派卸磨杀驴，大量受害者也是改革年代获得平反的。广西更不用说了，1983—1987年间那里有个流行词叫“处遗”，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主要就是清算以韦国清为首的当权派对广西4·22“造反派”的大屠杀。而这是在邓小平时代才能做的。

主要问题在于，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对造反派的清理运动，到底是你所说的毛指使安排的，还是各地官僚集团借机反扑，也叫扛着红旗反红旗，争夺革命的最高解释权，也好比广西韦国清对造反派的大屠杀，最直接原因是造反派夺权失败，遭到军队报复，而后中央发布七三布告，严禁武斗。简单来说，中央难以区分各地雨后春笋出现的组织的背景，加上造反派组织之间派性问题严重，江青就有一次同时对湖南省的两个对立组织都做出了支持，再比如我老家武汉，爆发过720事件，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之间都号称自己是最革命的，当然百万雄狮背后是军队和陈再道，两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最后以陈再道被打倒而告终，而广西却截然相反。

再者对毛的诟病不在于很多人说的，批斗右派或者资本家这些黑五类分子，为他们翻案完全没有必要，现在真正了解文革的人对毛诟病最深的在于，在无政府主义倾向和革命狂热走向高峰的时候，在马上要成立各地巴黎公社的时候，他踩了刹车，搞了革命委员会这么一个收权的东西，但是革命委员会终归在四人帮手里控制，旧市委的官僚们在71-76年间又逐渐排挤出造反派成员，但这些官僚与四人帮不和，所以清理造反派到底是毛的指使还是官僚的利用属于是众说纷纭。

归根结底，不管怎么说，文革的意识形态是绝对正确的，否定了文革就代表了中国右派政变的开始，代表了理想信念的破灭，代表了中共的自我阉割，堕落形成全民党，也标志着最后一定被人民抛弃。

实际上在 80 年代初以前，没有太多人怀疑过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他们只
是主张对个体经营应该放松一些，应该稍微往后退一些。华国锋与当权派在经济问题上的
主要分歧是，华国锋主张继续进行大型重工业建设，即雄心勃勃的“洋跃进”。即恢复一五
计划模式也就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华国锋当时认为石油危机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会
很高，因此企图用“再开发十个大庆油田”的方式，以出口石油来换取外汇，然后引进西
方先进的科技，着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且不说这脱离实际，更意味着首先要把大部分被
毛泽东分散到地方的经济权力再都重新集中到中央来，但地方分权化的格局在文革期间已
经成型后，重新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这是完全不符合文革
时期已经形成的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的。这也是华国锋后来下台的原因之一。而对于整个
当权派来说，劳动者对他们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暂时的，尽管他们也同样倾心于一五计划
模式，但这意味着效益增加的同时不平等现象尤其是官僚主义的问题日趋严重，这迫使当
权派必须进行新的有利于劳动者的调整。更不用说文革中造反派所揭发出来的那些腐化堕
落的行为基本都是这些人的“杰作”，因此他们要维护公众对自己的形象也必须进行变革。
调整主要是要求解决“吃穿用”问题，增加轻工业和消费品的生产，也就是所谓“消费品
补课”。70 年代末国家不惜以建国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比大跃进创造的赤字还大）来生产
消费品，改善人民生活。显然文革的冲击使得党政官僚不得不也向左靠拢一些。


总而言之，华国锋与老干部在经济问题上有分歧，但是这时候多数人都认为是毛泽东把
体制“折腾”坏了，对原装正宗的苏联模式，也就是“一五计划”模式是毫不怀疑的。
但不是说华国锋没有努力去赢得更多阶层的支持。随着完整工业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
善，尤其是国际局势缓和导致三线建设的必要性降低，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压缩日常用品消费肯定会引起社会的不满。1977 年 10 月，国营企业的工人涨了 10%的工资，这是 20 年
来的第一次。当然伴随工资提升的是更加严格的劳动纪律和管理制度。尽管包产到户还未
得到允许，但是对自留地和农村集贸市场的限制都已经放宽。总而言之，到 70 年代末，严
密劳动纪律加物质刺激的管理措施已经完全取代了文革中的精神鼓励和开放管理。


在文化教育领域，分歧似乎也不是很大。文革前的文化制度开始恢复，当然邓小平复出
后最大的措施是恢复了高考。知识分子开始逐步平反并回城工作。意识形态控制放松后，
伤痕文学和新诗也开始出现。当然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的问题要复杂一些，谁也不能保证这
么多人涌回城市都能找到工作。但是问题也在逐渐解决。而文革高潮时的异端派在得到平
反后，许多人从极左跳到极右（如“北决扬”中的鲁礼安和白桦，“李一哲”中的王希哲），
成为改革初期民主派的雏形，广东“79 民运”和北京民主墙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
随着老干部集团实力的增长，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在 50 年代经济政治的体制的基础上进
行调整，也就是先回到一五计划的模式上去。尽管华国锋并不反对这一点，但是他对文革
的意识形态的与历史事件判决的坚持以及随之带来的经济改革上的磨磨蹭蹭让很多人都感
到不满。更不用说他的“两个凡是”给人们带来的反感了。毛泽东对于华国锋来说不仅是
他的合法性的来源，也逐渐成为他的包袱和累赘。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最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正式宣布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胜利结束”。这个说法应该是正式抛出了“文革十
年说”，进一步加剧了关于文革的具体所指的混乱。因此在这之前的官方文献、大字报和日
常的词汇使用中，“文革”，尤其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毫无疑问地指的是 1966 年——
1968 年的那场狂飙突进的群众运动。


后来的两件事情把华国锋彻底孤立了。一件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个大家都熟悉。
尽管华国锋可能没有直接干预，但是这却标志着倾向于文革的最后一个领域：意识形态领
域被当权派拿走了。当行政权力和意识形态都掌握在当权派手中后，对于同情文革活文革
意识形态的人的排挤工作就开始了。很快这些人都被以与文革派有政治关系或“反对思想
解放运动”为由赶出了意识形态的工作，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甚
至一些人仅仅由于曾经在报纸上批判过彭德怀和刘少奇而作为“左”倾分子被剔除。
另外一件事就是 1977 年 12 月胡耀邦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前任郭玉峰由于反对解
放老干部而被赶下台，随后被安上罪名开除党籍。胡耀邦迅速解放了大批老干部，大大壮
大了党政官僚的力量，华国锋越来越被孤立。


现在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舆论上传统官僚都占据了优势。此时邓小平得到的不仅是官
僚和军队，还有在“拨乱反正”中“归来”的知识分子的支持。而华国锋此时热衷的却还是继续整肃造反派来获取支持，也就是继续与邓小平在同一条道路上“竞争”而不是分庭
抗礼，但是无论他怎么讨好老干部，他都不可能比邓小平走得远。


在对“四五运动”评价越来越高的呼声中，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邓小平的决定性胜利。就在文革结束以后，一场新的风暴正以“不叫做运动的运动”的名义推行着。这就是华国锋要求清除“隐藏的四人帮残余力量”的“揭批查”运动。这是自清查“5·16”、清理
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后第 4 次针对造反派的大清洗。这一次虽然不像前几次打击面那么大，
但它的火力十分集中，那就是在文革中为了理想或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心态起来
造反的造反派。此时造反派严重的派性问题靠压是压不服的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从
体制之中完全地赶出去。1976 年 10 月高层的文革派刚刚被消灭，叶剑英就提出“要深入揭
批四人帮的罪行，清除其帮派骨干分子和余党，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揭批查”
由此开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梁效”写作组中的知识分子。作为文革派的笔杆子，其成
员写材料、揭发、交代、大会小会相结合进行公开批判、审讯、斗争，“全套作法与文革毫
无不同”，“以‘四人帮’之道，还治梁效之身”。（周一良先生语）
地方上的“揭批查”也迅速展开，我们以黑龙江的“揭批查”工作报告为例：
“与‘四人帮’和毛远新有牵连的人基本上揭露出来了，列为清查对象的 663 人，已
查清 261 人，基本查清 169 人。与‘四人帮’和毛远新有关的事件，多数已基本查清。如：
反大庆砍红旗，大反‘三五会议’，大批‘松涛曲’，冲击省革委八次全会，破坏四届人大
代表选举，冲击省市委和省军区机关，围攻揪斗省市委领导；强抢省委文件，抢先点名攻
击邓小平，抢先批判‘三株大毒草’，炮制‘黑大理论组’等黑典型等等。三、摧毁了毛远
新在黑龙江的帮派体系。”


而在广东中山，形势更加给力：
“（1977 年）12 月 6 日，县委书记李耀祺（后蜕变为贪污分子）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的
讲话中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中央 37 号文件的精神，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
在县委、县革委的领导下，全县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便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起来。
……工厂、农村、城镇、机关、学校处处是揭批‘四人帮’的战场。人们运用召开会议、
办揭批专栏、写批判文章和绘制漫画等各种形式，口诛笔伐‘四人帮’。1977 年以来，全县
中、小学揭批‘四人帮’的声讨会、批判会就举行 2300 多场，参加人数达 403200 人次；
开辟批判专栏 2300 多个，写了批判文章 325400 多篇，特别是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的
‘两个估计’的战斗响后，各地中、小学揭批“四人帮”的热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而河南则宣布：“要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那样的革命气势，以当年控诉黄世仁、南
霸天那样的阶级仇恨，以当年打仗、土改那样的革命精神，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绝不能心慈手软，决不可半途而废。”


河南文革还是相对温和的，但是河南省“揭批查”的规模却大得难以置信（云南“揭批
查”规模比河南还大，但是云南文革比河南激烈得多，派性更严重），有地方竟提出“提浆
糊桶的也不能放过”的口号。河南干部被立案审查 4248 名，省委常委 14 人中处理了 10 人，
占 67%，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 33 人中处理 23 人，占 70%。全省 18 个地市
委第一书记全部处理，地市委正副书记 118 人中处理 97 人，占 82.3%。比如洛阳地委书记
孙腾芳就以“准备上山打游击”的罪名被判 10 年徒刑。1978——1983 年，全国取消党员资
格和清除出党共 13 万人，仅河南一省就有 10.6 万人被取消了党员资格，占全国的 80%（但
河南造反派“突击入党”人数只排全国第 10 位）。当时全国惩办打砸抢分子 5000 多人，河
南就有 1700 人，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赶在 1980 年 1 月 1 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生效前，河南在 1979 年底还“突击判刑”2400 人，即把在押人员强行压给低一级的法院判
决，秘密进行，不准开庭，在审讯中不出示人证物证，亦不准上诉。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犯
所谓“文革罪”的一度占半数之多。如果算上“不算做处理的处理”（如不评职称，不提工
资，不许做公务员等等），有人估计河南受牵连的人数达 100 万左右。


而且，河南的清查基本是所谓“派性清查”，也就是一派清查另一派，把派性斗争和“揭
批查”搅合到一起。河南被清理的干部基本都是造反派“二七公社”的支持者，温和派“河
造总”和保守派“十大总部”的成员不仅未受处分反而因清查中“有功”而授予高位。举
河南兰考县的例子，因为焦裕禄当年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但也得罪了不少人。焦裕禄的
战友张钦礼在文革中得到周恩来的亲自保护，成为兰考县委书记，继续坚持进行焦裕禄开
创的工作。但在 1979 年 12 月 24 日，他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判
刑的罪名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反党乱军（因为兰考造反派组织支持张钦礼——
引者注）；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
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 1200 多人被捕入狱。兰考焦裕禄纪念馆直到 90 年代才恢复
开放。而在同一年，1959 年作为河南省委书记大刮浮夸风，制造了臭名昭著的“信阳事件”
的大饥荒，在文革中被判为“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的吴芝圃得到平反，邓小平亲自致
悼词。90 年代河南老干部给中央反映情况说：


在河南，文革期间坚持工作的，是老干部的多数，由于揭批查出了问题，把党培养几
十年的老干部的多数损失掉了，使河南干部队伍伤了元气，给河南的工作带来损失。新任
省委领导也感到河南“缺了一代干部”。一些工作先进地区和单位，如兰考、林县、辉县等，文革中形势稳定的早一些，生产
发展比较好。这本是好事，但揭批查时，反而被当作重点，领导亲自坐阵，大批大撤大换
班。例如，戴苏理去辉县坐阵，揭县委班子“紧跟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盖子”，县
社班子全部批判撒换。许多当年跟着焦裕禄同志治沙造林，参加林县修“红旗渠”、搞水
利工程的干部，甚至劳动模范，都被打成“四人帮”了。河南省 120 多个县，文革中闹得
凶，比较乱的有三四十个，比较稳定的有五六十个，近 300 个大中企业，比较乱的有七八
十个，比较稳定的有一百多个。揭批查中，对这些情况却完全不加区别，比较稳定的单位
的干部同样被大批撤换、批判。在批判中，发生许多混淆是非的情况，例如对学大寨，不
是批平均主义、大锅饭、割尾巴等，而是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批五小工业、批社队企业。
这就不是批极左路线，而是批工作；不仅是批干部，连群众也批了。……这种错误的搞法，
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级性，连工作也不敢干了。基层干部有顾虑，怕犯错误。

而作家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也在此时期也引起了争论。由于写过迎合文革派的《铁铣传》，蒋子龙自然也成了审查的对象。于是他在《乔厂长上任记》中把自己的不满 通过郗望北这个人物表现出来，以此表达自己对揭批查对象标准的理解：郗望北一没搞过 打砸抢，二和“四人帮”没有任何个人联系，仅仅是一个造反派的小头头而已，这样的人 不应当作为“揭批查”的对象。但是，1979 年 9、10 两个月，《天津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四 篇 14 块版的批判文章，指责《乔厂长上任记》是反对“揭批查”，反对思想解放运动的。 直到最后胡耀邦得知此事，《乔厂长上任记》才作为“改革文学”得到肯定。 “揭批查”运动到 1979 年才告一段落，在 1982 年整党之前，除广西外，全国被开除出 党 13 万人，被直接处理的有 40 万人（官方数据，胡耀邦曾说受牵连的超过千万）。但是真 正的风暴还没有来到。前面已经说了，由于华国锋选择了和邓小平相似的路线，两者形成 了竞争的关系，邓小平有整顿，华国锋就有“揭批查”。那么邓小平就要进行一次更彻底的 运动，其目的不仅是要把造反派斩草除根，而且是要把华国锋通过粉碎四人帮和“揭批查” 运动而获得的潜在支持消除掉。



1982 年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看上去 它很像对《五一六通知》的仿写： 在中央提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 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以后，对“三种人”进行了初步清理。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 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继续受到重用，有 316 的还被作为接班人已经提拔或准备提拔。这些人为数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 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 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对清理出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应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给 以改正错误、弃旧图新的机会。 1983 年 9 月 20 日，邓小平在与胡耀邦、赵紫阳、邓力群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三种人”： “这些人中间有的确实有点本事，能写能说，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会讨人喜欢，也会办事， 容易取得人们的同情。……这些人可厉害呀，手段多的很。他们改换面孔以后，就欺骗了 一些人，包括群众，包括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有的还在打华国锋的旗帜，在这旗帜下 面聚集他们的力量。有的从当年搞极‘左’跳到另一个极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起劲得很。 对这些人，只要我们稍一疏忽，他们就会爬上来。等到将来土壤、气候对他们有利，他们 就会会兴风作浪，乘机上台。所以对这些人的能量，对这些人对于我们党的危险性、危害 性，千万不能低估。对这些人绝对不能信任。”



1983 年 10 月 11 日至 12 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 党的决定》，确定从 1983 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用 3 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党的作风和党的 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打击的重点就是“三种人”。邓小平在会议上说得就更彻底：“其 中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这些人已经清查和处理了一批，有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有所 改正。但是确有相当一批立场没有改变而在党内隐藏了下来。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 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 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 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 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 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 之后“清理三种人”运动在社会上展开。新上任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表现积极。且 不说那个什么“帮派思想严重”可以被任何人利用，而且清理“打砸抢分子”时是绝对内 外有别的。因为如果说进行了社会破坏，打人斗人，打砸抢的话，那么文革中无论保守派 组织还是造反派组织这样的事情都做过不少。更不用说那些在文革初期犯下打砸抢的滔天 罪行的干部子弟“老红卫兵”们了。但是，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第一种人的表述：“追随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文革中打砸抢的暴行无论多么骇人听闻，只要没进入革委 会，不是造反派，也就是不是“起家”的人都不在此列。得到了特赦令的实际上是保守派。 无论是初期的血统论红卫兵还是后来的当权派支持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多数都免除责任。 317 在文革初期打砸抢的高干子弟们被认为是“反对林彪、江青”而得到了保护，无论是作为 党政元老的陈云还是在“拨乱反正”中解放大批干部的胡耀邦都多次表态说高干子弟、“老 红卫兵”、“联动”分子不是“三种人”。对于高干子弟来说，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完文 革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后，等待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是“官倒”的金光大道。而血统论骁 将谭力夫一度试图证明江青支持血统论，但迫于舆论压力连自己都不得不改名。



总而言之，“三种人”实际上只有一种人，也就是 1969 年后进入“三结合”，被吸纳进 体制中的造反派。后来邓小平也说：“这里面是讲了‘造反起家’嘛，是跟着林彪、又跟着 ‘四人帮’嘛！在‘文化大革命’中造过一段反，后来被打下去了，或者有一段时间他闹 腾得相当厉害，后来变成逍遥派了，他没有起家嘛！”这缩小了打击面，不至于变成一场反 攻倒算的大清洗，应该说是一个进步。但是这同时也说明了这场运动不是以公平的标准， 根据参与运动的人在文革中的行为来判决，而是直接以派别来划线。因此运动的目的也就 再清楚不过。它是有目标有针对性的单方行动，并非以事实为依据、以文件为准绳、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的清理。湖北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上就曾辩护道：“既然文化大革命 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 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 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 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 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吧？” 结果，胡厚民因“认罪态度恶劣”被判处 20 年徒刑，和姚文元刑期相当，超过“林彪反革 命集团”中的所有人，最后死于狱中。 其实，全国只有广西一地清理了保守派，因为只有广西是造反派几乎彻底失败，保守派 “起家”了。广西保守派“联指”靠着官方和军队，杀得造反派“4·22”落花流水，组建 了革委会。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在 1969 年局势稳定之后因种种原因又陆陆续续地丢了官，但 在台上的也还有很多，派系斗争一直闹到 1983 年。到 1985 年还在台上的就成了清查对象。 因此是全国唯一清查了保守派的省份。而“联指”要保的韦国清本人，虽负有造反派“4·22” 数以万计的生命的罪孽，却没有受到一点触动，连检讨都不曾写过一张。 最终，造反派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彻底消失了。即使侥幸逃脱“揭批查”和“清理三种人” 的幸运儿，也无法躲过 1983 年那场“严打”风暴（“林彪、四人帮残余分子”是“严打” 的既定目标之一）。总体来说，多数清理在短期内似乎有一定的意义，它使政府部门重新整 合成一个高度集中的官僚体系，避免了无休止的派性斗争和互相扯皮，在短时期内提高了 行政效率。但是它使得中国的政治格局长期处于单一集团一家独大的局面，使党政官僚丧 318 失了任何接受监督和制约的可能。顾准当年就曾认为，“使武斗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 祸乱的因素就可变成进步的动力。”不过官方选择的是彻底抛弃遗产，一切推倒重来。 因此，对待“清理三种人”不能一概而论。文革中造反派和保守派，包括被打倒的干部， 其行为都不是那么“干净”的，军队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清理的结果却是首先不“干净” 的保守派（50 天专政+“挑动群众斗群众”）清洗掉了之后不“干净”的造反派（批斗+武斗） 中的各派。军队干部和“联动”分子则都免除了责任。由于定义太宽泛，“清理三种人”的 运动成了一场持久战。直到 1989 年底，“清理三种人”的运动才宣告结束。一些人不明白 为什么毛泽东时代至少是党政官僚集团要倾向于要对已经剥夺了财产的“地、富、反、坏” 进行批判，其实只要看一看今天的某些人认为近几年“极左流毒、文革余孽沉渣泛起”是 由于当年“清理三种人”不彻底，主张再进行一次“清理三种人”运动，甚至要求成立“三 种人研究所”之类的言论就能够明白一些，其中的逻辑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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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袁世凯吗？哪里来的复辟。不都是小丑呢。违背历史潮流

啊啊……
宪法早改了
“取消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的连任限制”，意味着可以无限连任。邓的八二宪法写的清清楚楚“任期一届五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被撕个稀巴烂了。
还是懂的太少，太年轻太简单

邓矮子的八二宪法取消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言论自由，取消罢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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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可能还回到那个吃大锅饭的时代阿

中国的穷人占绝大多数，他们只是发不了声而已，中国永远有回到那个时代的群众基础，回到那个时代不代表要回到那个年代的粮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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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清楚一下什么是“打不过来”和“不打过来”，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就确立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现在是2022，这都过去几十年了？为什么不打过去？还不就是怕你们这样只会口嗨的b死了也没人给你们收尸。（这么看还真应该打，因为口嗨怪死一个就清净一点）

打得過來才攻陷南京，南方一帶比台灣大得多，打不過來才僅剩一小島，有種就上書叫習近平出兵呀，就怕大陸在攻打過程中就翻車了，所以的確應該打，反正中國大陸也是口嗨天下無敵，反正輸了就反省錯誤，就像文化大革命一樣，然後繼續犯錯就繼續反省，原諒一次就不怕再原諒一次

你们是不是ptsd，天天觉得要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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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清楚一下什么是“打不过来”和“不打过来”，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就确立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现在是2022，这都过去几十年了？为什么不打过去？还不就是怕你们这样只会口嗨的b死了也没人给你们收尸。（这么看还真应该打，因为口嗨怪死一个就清净一点）

打得過來才攻陷南京，南方一帶比台灣大得多，打不過來才僅剩一小島，有種就上書叫習近平出兵呀，就怕大陸在攻打過程中就翻車了，所以的確應該打，反正中國大陸也是口嗨天下無敵，反正輸了就反省錯誤，就像文化大革命一樣，然後繼續犯錯就繼續反省，原諒一次就不怕再原諒一次

第一，乌克兰不是小国，第二文化大革命不是错误，是光辉成就，第三，根本没有多少人关心打不打台湾，多了一块地对我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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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SSSSSSSSSSIN:

邓小平时代，它固然是个混乱的时代，但是没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为我们打下改革开放的基础，大陆也不会有富强的今天，而且邓小平自己也说过我们曾经犯下了很多的错误，但是对于错误还是在积极的面对，89学潮之后胡耀邦不也被罢免了嘛？这就是中共在改正错误的最好证明。我们绝对不能否认改革开放，我们也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我看你就是现在看大陆富强了然后怕了吧，嘴上说着奴隶奴隶，其实你们这些资本家们心里倒是应该想想怎么抱紧你们的美国爹然后躲一躲东风快递呢。还有看你现在张口闭口人权，倒是想问问你们新冠什么时候才能清零啊？还有当年蒋狗坐在上面那么多年，怎么也没见着你们对他不忠呢。害，说到当年，想问问当年我们在做原子弹的时候你们卖的甘蔗凤梨好吃嘛？要不要现在拿点榨菜茶叶蛋方便面互换一下？我也想体验一下一天吃十八斤凤梨呢~

說到好像原子彈是會瞬移到面前爆炸的一樣，你有能力把原子彈送過來的時候再說話，當年美國都未能在蘇聯擁有原子彈之前解決蘇聯，70多年了都未見能打過來，說一天之內能解放台灣的全是國內新聞的一面之詞，從頭到尾在掩耳盜鈴就自詡強大，眞強大的就有種開戰呀，廢話多了可以當飯吃嗎？俄羅斯也有原子彈，現在一個烏克蘭小國都搞到半死不殘，面對俄軍的損失慘重，也不見俄羅斯有種用原子彈

還有，共產黨教育下的思維都已經固化了，看見其他立場會自動歸類美國的字眼就覺得共產黨徒們的智商堪憂，不在共產黨立場的都是美國立場，美國也不會說反美的都是屬於一個國家的，如果一個懂中文的美國人看見了，還一臉問號的想為何作為美國人也不知道美國有如此強大，按照這個推測，將來有外星人來地球訪問了也是美國的，一黨之力與全球為敵進化到一黨之力與全宇宙為敵，與天鬥，與地鬥，其樂無窮

不过你也用不着担心俄国，俄国死的人越多，第二次十月革命爆发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我的俄罗斯朋友跟我说了俄国内部已经几乎不存在亲西方派了和自由派了，而且俄国新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政党越来越强势，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他们的强劲对手是带有纳粹倾向的俄国民族主义者。不过乌克兰比台湾大多了，曾经的苏联老二和重工业基地，军火一大堆，民风彪悍，更重要的是有一大堆不怕死的民族主义者，你台湾有什么？ 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