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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错综复杂的阴谋与不断变化的联盟（1933-1945）
第四章 国民政府的计划：外交与有限的权威
面对西藏事实独立的局面，定都南京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种被称为“表演性主权”的策略。由于在军事上深陷于抗日战争和与共产党的内战，同时在外交上受到英国在拉萨的强大影响，国民政府缺乏将权力投射到西藏高原的实际能力。因此，它转而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的官僚和外交行动，来构建并维持其对西藏拥有主权的法理主张，以期在未来中国强大之时能够予以兑现。
国民政府于1929年设立了蒙藏委员会，作为继承清代理藩院和北洋政府蒙藏院的中央机构，旨在象征性地管理蒙藏事务。此外，国民政府还将西藏纳入其宪法规定的领土范围，并在国民大会中为西藏设置代表席位，尽管这些代表多为居住在内地的藏人，而非噶厦政府正式派遣的代表。
国民政府还巧妙地利用了西藏内部的政治矛盾，特别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喇嘛之间的不和。九世班禅于1923年流亡内地后，受到了国民政府的极高礼遇。南京方面积极支持班禅返回西藏，并计划为其提供军事护卫，试图利用班禅在后藏地区的巨大影响力，作为制衡拉萨噶厦政府的亲中央力量，这是一种典型的“以藏制藏”策略。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为国民政府提供了一个重新介入西藏事务的良机。南京方面先是派遣黄慕松将军率领高规格代表团入藏致祭，并最终促成了1940年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率团参加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之行。关于这次典礼，中藏双方的叙述大相径庭。中方史料坚称吴忠信“主持”了坐床典礼，批准了转世灵童的身份，从而行使了中央政府的主权。而藏方和西方史料则认为，吴忠信仅仅是众多外国贵宾之一，其出席并不代表中国拥有任何权威，灵童的认定早已由西藏摄政决定。这场关于“主持”还是“出席”的激烈争论，恰恰凸显了在缺乏实质权力的情况下，象征性行为对双方的重要性。
吴忠信此行最重要的成果是说服西藏摄政，同意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一个常设的办事处。然而，这个于1940年成立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从一开始就地位尴尬。噶厦政府视其为外国使团，其人员没有治外法权，影响力微乎其微，最终在1949年被噶厦政府下令驱逐，象征着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彻底失败。
第五章 旭日之下的暗影：日本在西藏的间谍活动
在英、中、俄围绕西藏展开博弈的同时，另一个亚洲强权——日本帝国，也悄然将触角伸向了世界屋脊。日本对西藏的兴趣兼具战略与意识形态双重动机。在战略上，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将西藏视为其“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认为控制西藏可以作为威胁英属印度的后方基地，并配合其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在意识形态上，日本积极宣扬“泛亚主义”和“泛佛教”联盟，将自己塑造为亚洲佛教国家的保护者。控制藏传佛教的圣城拉萨，将极大地提升日本在蒙古及其他佛教地区的影响力。
日本在西藏的情报活动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初，就有成田安辉等间谍潜入西藏。学者兼僧侣的青木文教于1912至1916年间旅居西藏，他不仅将日军的操典翻译成藏文，还被认为参与设计了现代藏军使用的雪山狮子旗，其中融入了日本军旗中旭日的元素。
到了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日本关东军策划了一系列代号为“西藏行动”（Operation Chibetto）的情报计划。他们派遣了如野本甚藏（化名蒙古人）和木村肥佐生等特工进入西藏，收集关于当地社会、政治、宗教以及英国活动的情报。这些行动的最终目标虽然未能实现，但其计划是宏大的，甚至包括了武装占领西藏的方案。
对于日本的渗透，西藏噶厦政府内部态度复杂但总体上持欢迎态度，尤其是在亲日的摄政热振活佛当政时期。许多西藏上层精英钦佩日本作为一个成功实现现代化并敢于挑战西方强权的佛教国家。在他们看来，日本是替代中国作为传统保护者，并制衡英国影响力的一个潜在新盟友。这种“远交近攻”的策略，为西藏提供了一个在中、英两大势力之间进行回旋的第三种外交选择。包括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噶伦擦绒·达桑占堆在内的一些官员，据信都曾支持与日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日本的介入，使得民国时期西藏的地缘政治博弈变得更加复杂，形成了一个中、英、日三方角力的微妙局面。
第六章 门外的巨熊：苏联的谨慎接触
苏联对西藏的兴趣，继承自沙皇俄国时期。其基础由一位名叫阿旺·洛桑·多吉的布里亚特蒙古裔俄国臣民奠定。多吉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和亲信，他作为拉萨的秘密使者，多次前往圣彼得堡，试图为西藏争取沙皇的保护，以对抗英国的侵略和清朝的控制。多吉的活动是引发1904年英国杨赫斯本（Younghusband）远征军入侵西藏的主要原因之一。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苏联的对藏政策最初受到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共产国际将西藏视为向英属印度输出革命的潜在跳板。在此背景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Narkomindel）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1921-1922年联合组织了一次前往拉萨的“侦察考察团”。
然而，苏联的行动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现实主义和谨慎。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同情西藏的反英立场，但在外交上，苏联受制于1907年签订的《英俄条约》，该条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同时，维持与中国（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后来的共产党）的复杂关系，对苏联而言远比在西藏的冒险更为重要。因此，苏联的对藏政策表现出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是输出革命的长期意识形态目标，另一方面是避免与英国直接冲突、不得罪中国的短期地缘政治需要。
这种矛盾导致苏联采取了一种低成本、可否认的接触策略。他们与拉萨保持着秘密联系，例如在1923年，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曾与军方讨论过向西藏提供武器的可能性。在整个1920和1930年代，多吉继续在苏联境内以“西藏公使馆”的名义活动，尽管其官方地位十分模糊。总而言之，苏联在西藏问题上扮演了一个谨慎的观望者角色，他们进行试探，收集情报，但从未做出任何可能颠覆地区战略平衡的实质性承诺。
第七章 青藏战争与马家军
1932年，在与四川军阀刘文辉的谈判破裂后，藏军采取了一次极具野心的军事行动，向北进攻由回族马家军阀控制的青海（安多）地区，意图夺取战略要地玉树（结古）。藏军可能因之前对川军的胜利而产生了轻敌思想，但他们很快发现，马家军是一支与涣散的川军完全不同的力量。
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是一位以强悍和高效著称的军事领袖。他的军队以家族忠诚和宗教信仰为纽带，凝聚力强，战斗力凶猛。面对藏军的进攻，马步芳迅速组织了有效的反击，并与南边的刘文辉达成协议，形成了对藏军的南北夹击之势。
战争的结果是藏军的决定性惨败。马步芳的精锐骑兵不仅将藏军逐出青海，还乘胜追击，渡过金沙江，一举攻占了此前被藏军从四川手中夺走的德格、甘孜等康北地区。这场被称为“青藏战争”的冲突，于1933年在国民政府的调停下结束。战争不仅彻底终结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向东扩张的梦想（他本人在战后不久去世），也极大地巩固了马家军在青海的统治地位，使其成为国民政府控制西北边疆不可或缺的力量。
这场战争的意义是深远的。它清晰地揭示了西藏军事力量的上限，并凸显了像马家军这样的非汉族边疆军阀在中国领土整合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边远地区，正是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强硬军事存在，比南京政府的任何外交抗议或法律宣示都更有效地维护了中国的版图。这体现了民国时期的一个核心悖论：中央权力的分裂虽然削弱了中国的法理主张，但地方军事精英的崛起却在事实上构筑了一道坚固的防线，有效遏制了西藏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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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争夺的世界屋脊：民国时期的西藏与各大国（1912-1949）
导言：破碎的授权与权力真空
民国时期（1912-1949），西藏的政治地位是一个复杂且持续存在争议的问题。这段历史的开端是1911至1912年清王朝的崩溃，这一事件不仅终结了一个帝国，更打破了定义了数个世纪的中藏关系的独特宗教政治纽带——“檀越关系”（或称“供施关系”）。清帝的退位在中国西部边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并引发了一场关于西藏政治地位性质的根本性争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以“五族共和”为立国之本，依据对清朝疆域的继承权，宣称西藏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拉萨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则认为，随着清帝的消失，双方的个人联系亦告终结，西藏因此恢复了其完全独立的地位。
在这一背景下，一个多方博弈的复杂格局逐渐形成，各方势力在西藏问题上利益交汇、冲突不断。主要参与者包括：
一个事实独立的西藏：在极具魄力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领导下，积极推行国家建设和寻求国际承认。
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先后经历了软弱的北洋政府、意图恢复失地的国民党政府、初生的共产党革命者，以及在边疆地区扮演着代理人与独立角色的强大地方军阀（如四川的川军和青海的马家军）。
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强权：大英帝国力图将西藏变为“缓冲国”，以保障其在印度的统治和北疆安全；日本帝国则通过间谍活动，追求其在亚洲的战略与意识形态目标；而苏联则以谨慎但持续的方式进行渗透，以抗衡英国影响并探索革命输出的可能性。
本报告旨在论证，从1912年到1949年，西藏的政治地位是一种动态且不稳定的“事实独立”状态。这种状态源于中国内部的衰弱，并依赖于区域军事僵局与相互竞争的外国利益之间形成的复杂平衡。这种脆弱的自主权最终并非由法律条文所界定，而是由拉萨政府在其东部边境投射军事力量以及在亚洲新“大博弈”的险恶潮流中航行的能力所决定。
第一部分：自主权的宣示与英国的策略（1912-1933）
第一章 十三世达赖喇嘛与独立宣言
辛亥革命的枪声不仅宣告了清王朝的覆灭，也为西藏提供了一个重塑其政治命运的历史契机。效忠于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藏军，利用驻藏清军内部的混乱，发动了围攻，并最终在1912年将所有清朝官员和军队解除武装后驱逐出境。这次被称为“第一次驱汉事件”的行动，在物理上彻底切断了中国在西藏的行政管辖，为西藏重建自治奠定了基础。
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他面临的第一个外交挑战便是如何回应中华民国新总统袁世凯的姿态。袁世凯试图延续清朝的宗藩体系，下令“恢复”达赖喇嘛的封号，但这遭到了断然拒绝。达赖喇嘛明确表示，他作为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统治者，无需任何外国政府的封号，此举清晰地表明了他对中华民国继承清朝主权的否定。
紧接着，达赖喇嘛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巩固西藏的独立地位。他发布了一份正式文告（即“水牛年文告”），这份文告被广泛解读为西藏的独立宣言。其中，他明确宣布解除与清朝皇帝之间建立的“供施关系”，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使西藏现代化的内部改革计划，包括军事改革和引入世俗教育。这些举措显示出，达赖喇嘛的行动并非简单的排外反应，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国家建设计划。两次被迫流亡的经历——一次为躲避1904年入侵的英军而前往蒙古，另一次为躲避1910年入藏的清军而前往印度——使他深刻认识到，在一个由强大民族国家主导的世界里，西藏若要生存，就必须拥有现代化的军队和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因此，他宣布独立与推动内部现代化是同一战略的两个方面，旨在确保西藏在列强环伺下的生存。
为了在国际上寻求支持，西藏还采取了主动的外交行动。1913年，西藏与同样宣布脱离中国独立的外蒙古在库伦（今乌兰巴托）签订了《蒙藏条约》，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独立主权地位。尽管此条约的国际法效力受到中国的质疑，但它有力地证明了拉萨政府意图以主权国家的身份行事，并积极构建独立于中国的区域联盟。
第二章 西姆拉会议与模棱两可的政治
1913至1914年，在英国的主导下，中、英、藏三方代表在印度的西姆拉举行会议，旨在解决悬而未决的西藏问题。各方与会动机迥异。英国的核心目标是将其在“大博弈”中长期追求的战略付诸实现：正式确立西藏作为一个自治的“缓冲国”，从而保障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免受中国和俄国势力的威胁。中华民国政府则是在英国威胁不予承认新政权的压力下被迫与会，其目标是维护国家统一，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西藏噶厦政府则希望借此机会获得国际社会对其独立地位的承认，并明确划定与中国的边界。
会议谈判很快陷入僵局。西藏代表夏扎·班觉多吉提出了包括完全独立和将康区、安多等大片藏族地区划入西藏版图的要求。中国代表陈贻范则坚决反对，重申中央政府对西藏拥有完全主权。为打破僵局，英国代表亨利·麦克马洪引入了“宗主权”（Suzerainty）这一法律概念。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模糊术语，意在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但同时确保拉萨政府在内政乃至大部分外事上享有完全的自治，从而有效排除中国的实际管辖。
会议最重要也最具争议性的产物，是英藏代表在背着中国代表的情况下秘密协商的“麦克马洪线”。通过秘密换文，英国以提供武器和支持西藏自治为交换，说服西藏方面同意将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约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战略要地达旺）划归英属印度。
最终，由于在“内藏”（由中国直接管理）和“外藏”（由拉萨自治）的具体划界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中国政府拒绝在正式条约上签字。陈贻范仅在草案上做了非正式的画行，并声明须经北京政府批准，随后北京方面立即电令其撤销草签并予以否认。英藏双方随即单独签署了条约，但英国向中国保证该条约对中国没有约束力。此后数十年，英国政府甚至未将西姆拉会议的完整文件公之于众，使其法律效力备受质疑。
尽管西姆拉会议未能达成三方协议，但从英国的战略角度看，它取得了巨大成功。通过创造“宗主权”的法律迷雾和秘密划定“麦克马洪线”，英国在事实上实现了其核心目标：中国在外交上被边缘化，而一条对其极为有利的边界线成为了英属印度在该地区的行政基础。然而，这一结果却将西藏置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它为换取英国从未完全兑现的保护承诺而割让了领土，同时与中国的边界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因谈判破裂而变得更加紧张和暴力，直接导致了随后多年的边境战争。
第三章 东部边疆的战火：康藏冲突
西姆拉会议的失败，意味着中藏边界问题只能在战场上解决。由于当时中国中央政府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无力西顾，保卫川藏边疆的责任便落在了地方军阀——尤其是四川军阀的肩上。与此同时，西藏噶厦政府在英国的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支持下，组建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并试图用武力来实现其在西姆拉会议上提出的领土主张。
第一次康藏战争爆发于1918年，其直接导火索是民国政府在康区设立“川边特别区”。藏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迅速攻克了战略重镇昌都，并一度向东推进至甘孜地区，包围了川军据点。战争最终在英国的调停下结束，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以金沙江上游为临时分界线，这实际上承认了藏军的战果。
1920至1922年间，第二次康藏战争爆发。藏军再次发起攻势，成功将川军势力基本逐出康区，并占领了金沙江以东的德格、甘孜等地。这是民国时期西藏在东部地区军事扩张的顶峰。
第三次康藏战争始于1930年，起因是甘孜地区一座寺庙与当地土司的财产纠纷。四川军阀刘文辉出兵干预，一度占领甘孜，但很快被藏军反击夺回。这场冲突规模不断扩大，并最终与青海方向的马家军发生联系，演变为更大规模的青藏战争。
这一系列的康藏战争清晰地表明，民国时期的中藏边界并非一条静态的划线，而是一个动态的、军事化的前沿。边界的实际位置完全取决于拉萨的藏军与四川地方军阀之间军事力量的消长和后勤能力的对比。由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缺位，边疆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刘文辉这样的地方实力派手中，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保卫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而非执行南京政府遥远的主权宣示。因此，战争的结果——一条大致沿着金沙江、时有变动的非正式边界——是两个区域性政权（拉萨和成都）之间达成军事平衡的直接体现，而非两个国家政府间谈判的产物。这种“枪杆子里面出边界”的现实，使得国民党后来声称的对西藏拥有持续行政管辖权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理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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